在历史长河中，档案犹如一座横跨古今的时光之桥，承载着最初的“源代码”。坐落于北京东城区祈年大街9号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，珍藏着明、清两朝形成的1000余万件（册）档案，其中几件与“保密”有着密切关联。
道光帝秘密立储谕旨并匣
在档案馆“正大光明”匾额下方，珍藏着“道光帝秘密立储谕旨并匣”。这是现存清代唯一一件完整的秘密立储匣及立储谕旨。
雍正即位后，为避免康熙年间皇室夺储、争储的乱局再次上演，确保政治稳定，创立了“秘密立储”制度。该制度由皇帝亲写立储谕旨两份，一份存于寝宫，另一份则密藏于“秘密立储匣”内，安放于紫禁城乾清宫“正大光明”匾额之后。待皇帝驾崩后，王公及军机大臣共同将此匣打开，与寝宫谕旨合符验证，完成皇位传承。这一制度虽未能彻底消除争夺帝位的斗争，却减弱了帝位之争的激烈程度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皇权的平稳过渡。
道光帝秘密立储谕旨并匣
秘密立储匣一般只装有一份立储谕旨，而“道光帝秘密立储谕旨并匣”内却藏有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年）亲笔所写遗诏两份。其中，一张书写：“皇四子奕詝着立为皇太子……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。”另一张为满汉双语遗诏：“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”，同时又用汉文书写：“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”。两份遗诏足以窥见道光帝立储时的艰难抉择。
奏折夹板、奏匣
“奏折夹板、奏匣”展品位于档案馆3层。奏折，又称密折，是一种不经内阁、通政司等例行文书处理部门，直接进呈皇帝的政务文书，具有保密、灵活的特点。它是清代特有的一种文书，产生于顺治年间，在康熙年间被确定为固定制度。雍正在位期间，为进一步维护皇权、防止机密扩散，对奏折制度进行了完善，并确立了朱批奏折缴回制度。事实上，奏折的书写、封装、递送、拆阅、批答以及发还、缴回，无不体现“密”字。
为确保奏折传递过程的安全保密，清廷制定了严格的封递制度及装具，并根据路途远近和上折疏密程度，为具奏官员颁发奏匣2～8个不等，包括铜锁、钥匙等物品。
奏折夹板、奏匣
康熙时期，奏匣与夹板并用，但朝廷规定只有无奏匣时才可使用夹板。使用夹板时需外用棉纸严密包封，接缝处钤盖印信，最后再用黄绸包裹。此外，清廷还明确规定，所有朱批奏折必须在一定时间内连同奏匣、奏夹、封套等一并缴回宫中保存。如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，嵇曾筠缴回朱批时，雍正特批：“再回缴折子，用封套盛来。”
金 匮
“金匮库”位于档案馆4层。“金匮”即铜皮镶金、雕饰龙云的木柜。柜长135厘米，宽75厘米，高130厘米，每个金匮需要用到2斤左右的黄金。柜盖严丝合缝，密闭性极佳，加之厚重铜锁，使得金匮具有防潮、防霉、防虫与防盗的多重功能。
金匮
金匮用于收贮实录、圣训（明代称为“宝训”）和玉牒，是探寻社会演进的重要史料。实录是记载皇帝在位期间重要事迹的编年体史册，圣训则是从实录中摘取帝王言论分类纂修而成，汇集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史实，题材广泛，内容丰富。金匮作为明清皇家档案馆的最高机密，被后人形象地称为皇家“保险柜”。随着实录、圣训的增加，金匮也逐渐增多。明朝时只有19具，清雍正时达31具，同治时增至141具，到清末已有152具。
从王朝更迭的沧桑岁月到文明传承的永恒印记，这些档案串联起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历史长卷，指引我们在传承中创新，在守正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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